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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解释（二）》重点条文解读及风险提示

一、同标同罚：民企腐败入罪门槛大幅降低

二、单位腐败犯罪：个人与单位犯罪界分凸显，部分领域腐败成打击重点

三、借鉴挪用公款规则：资金脱离单位监管即认定为挪用，公诉前追赃视同退还

四、强化新型行受贿打击：明确认定规则，压缩规避空间

五、收紧单位犯罪认定：以利益归属为核心，严防财产混同风险

六、从宽情节适用指引：把握特殊自首新规，善用积极退赃认定标准

第二部分 民营企业腐败严管态势下的合规管理建议

一、全面风险排查，评估防控重点

二、完善内部制度，划定单位与个人意志边界

三、分层精准培训，强化全员合规意识

四、规范财务管理体系，严防财产混同风险

五、强化重点领域与关键岗位专项管理

六、完善内部监督、举报机制及风险应对机制

近年来，民营企业反腐力度持续加码、规制体系不断完善：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从顶层设计层面明确提出强化民企腐败源头治理；2024年，《刑法修正案（十二）》将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等原仅适用于国企人员的背信腐败犯罪扩大至民营企业，同时加大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处罚力度；2026年4月11日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腐败犯罪研究报告（2025）》（以下简称《民企腐败犯罪研究报告（2025）》）更以明确数据印证痛点——民企涉嫌的腐败犯罪中，职务侵占罪（51.58%）、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10.79%）、挪用资金罪（9.61%）三类核心内部犯罪合计占比超70%，凸显内部腐败已成为制约民企发展的重要瓶颈，民营企业反腐已刻不容缓、亟待落地实施。

在此背景下，2026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正式施行，成为民企反腐严管态势下的关键司法落地举措。该解释的核心突破在于统一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四类核心罪名的定罪量刑标准，彻底取消此前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贪腐犯罪的倍数折算差异，实现民企与国企腐败犯罪“同罪同罚”，同时细化单位贿赂犯罪、新型隐性腐败、自首退赃等认定规则，在强化对民营企业平等保护的同时，也显著增加了民营企业及相关人员涉嫌腐败犯罪的刑事风险，成为民营企业合规治理必须重点适配的新规。

《解释（二）》重点条文解读及风险提示

1.同标同罚：民企腐败入罪门槛大幅降低

【重点条文】

第八条 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资金罪定罪量刑标准分别参照受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标准执行。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和量刑时，应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和情节，准确评估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条文解读与风险提示】

1. 结合《民企腐败犯罪研究报告（2025）》数据，“同标同罚”范围覆盖民营企业腐败犯罪前五大高发罪名，即职务侵占、非公受贿、受贿、挪用资金、行贿罪。其中，职务侵占、非公受贿、挪用资金罪的量刑标准因“同标同罚”大幅下调，这意味着相较于此前规定，上述高发罪名同等犯罪金额所对应的刑罚显著加重（例如，此前职务侵占50万对应的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现在则对应3-10年有期徒刑），亦更容易达到“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进而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乃至无期徒刑。

2.关于《解释（二）》的溯及力问题，民营企业需重点关注两点：一是遵循“从旧兼从轻”的基本原则，对于《解释（二）》施行前发生的腐败行为，企业及相关人员可依据该原则主张适用此前的、更轻缓的量刑标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此处需强调的是，挪用资金罪与挪用公款罪因在量刑标准设置上不完全等同，在参照适用上存在争议，可能出现《解释（二）》入罪标准更高的情况，此时应主张适用更为轻缓的《解释（二）》进行认定；二是针对此前未明确规定的认定标准，不存在“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适用空间。例如，何为职务侵占罪“数额特别巨大”，司法实践中虽有以“1500万”为认定标准的观点，但因无法律、司法解释明文规定，即便其远高于现已明确的“300万”标准，对当事人更为有利，也无法依“从轻”原则主张适用“1500万”的标准。

3.需注意的是，《解释（二）》虽强化了对民营企业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但并未完全排除轻缓处罚的裁量空间，对公职人员贪污犯罪标准仅是“参照”而非“依据”。结合《民企腐败犯罪研究报告（2025）》指出的“刑罚轻缓化趋势显著，认罪认罚与缓刑适用率较高”的司法实务现状，若民营企业相关人员存在犯罪数额较低、情节较轻、悔罪态度良好、积极配合调查、退赃、认罪认罚等情形，仍可争取轻缓处罚。因此，民营企业一旦涉及相关刑事犯罪，应重点把握上述从宽情节，最大限度降低刑事处罚风险，这一点对于犯罪数额略高于入罪、量刑标准的情况尤为重要。

2.单位腐败犯罪：个人与单位犯罪界分凸显，部分领域腐败成打击重点

【重点条文】

第二条对单位行贿，个人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单位行贿数额在四十万元以上的，或者个人行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单位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四十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一条的规定，以对单位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一）向三个以上单位行贿的；（二）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三）在生态环境、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防灾救灾、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四）为谋取公职、荣誉称号行贿的；（五）为谋取职务、职级晋升、调整行贿的；（六）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对单位行贿，个人行贿数额在二百万元以上、单位行贿数额在四百万元以上的，或者个人行贿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单位行贿数额在二百万元以上不满四百万元，具有前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第四条 单位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或者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重”：（一）向三人以上行贿的；（二）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三）在生态环境、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防灾救灾、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四）对监察、行政执法、司法工作人员行贿，影响办案公正的；（五）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单位行贿数额在二百万元以上的，或者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具有前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条文解读与风险提示】

1. 第二条延续了个人对单位行贿与单位对单位行贿的差异化入罪幅度规定，单位行贿的入罪及升格标准均为个人行贿标准的两倍，该规定进一步凸显了实务中个人犯罪与单位犯罪界分的重要性（两者具体界分详见本部分第五点）。同一行贿数额可能因犯罪主体是个人还是单位，出现构罪与不构罪、轻刑与重刑的本质区别。例如，同样是向单位行贿30万，在无本条规定的特殊情形时，若行贿主体被认定为个人，则构成犯罪，但若行贿主体被认定为单位，则因未达到40万的入罪标准而不成立犯罪。

2.上述条文明确规定，在特定情形下，对单位行贿、单位行贿的入罪及量刑升格标准减半，民营企业需重点关注两类新增特殊情形，强化风险防控：一是新增生态环境、食品药品、教育医疗等公共安全、民生重点领域的特殊规定，涉及上述领域的民营企业，其行贿行为的入罪门槛更低、量刑更重，需重点规范自身经营行为，严防行受贿风险；二是明确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作为标准减半的情形之一，体现了司法机关对行贿资金来源的严格审查，若民营企业将违法经营所得用于行贿，其刑事追责力度将显著加大，需规范财务管理制度，杜绝此类行为。

3.借鉴挪用公款规则：资金脱离单位监管即认定为挪用,公诉前追赃视同退还

【重点条文】

第九条 个人通过虚构付款事由或者将单位应收账款不按规定入账等逃避单位监管的方式，将公款提供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应当认定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第二项规定的“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

第十条 挪用公款数额巨大，因客观原因在提起公诉前不能退还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在提起公诉前办案机关依照职权将公款追回的，可以不认定为“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但是量刑时应当考虑其与被告人自己退还情形的区别。

【条文解读与风险提示】

上述条文明确了“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及“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具体认定规则，虽系针对挪用公款罪作出的规定，但对民营企业挪用资金罪的认定与处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第九条的规定不仅明确回应了司法实践中“应收账款能否成为挪用公款罪犯罪对象”的争议，更体现了司法机关“穿透式审查”的认定思路——穿透“虚构付款事由”“应收账款未入账”等形式要件，直击“资金脱离单位监管”的本质，对资金“归个人使用”作出实质认定。该认定思路的适用很可能直接提高民营企业挪用资金罪的认定概率，尤其针对部分民营企业家“企业是自己的”的错误认知，擅自将企业资金用于对外拆借、个人使用等行为，需重点警惕。

2.虽然挪用资金罪无“数额巨大不退还”的法定刑升格条件，但却存在“在提起公诉前将挪用的资金退还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鉴于《解释（二）》发布时间较短，该条款关于“办案机关依职权追回资金能否认定为‘退还’”的实践适用尺度尚未完全明确，但结合第十条的立法精神，若在提起公诉前，办案机关依职权将挪用的资金追回，民营企业及相关人员可主张参照该条款精神，适用“提起公诉前退还”的从宽处罚规定，以尽可能降低刑事处罚力度。

4.强化新型行受贿打击：明确认定规则，压缩规避空间

【重点条文】

第十一条 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收受财物时的财物价值认定。

以收受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形式，构成犯罪的，受贿数额按照案发时实际获利认定；案发时尚未实际获利的，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案发时涉案资产的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认定。

第十二条 对于真伪不明的财物和珠宝、玉石、字画、手表、贵重金属等特定财物，应当进行真伪鉴定。

对于价值不明的财物，应当进行价格认定。对于珠宝、玉石、字画、手表、贵重金属等特定财物，一般应当进行价格认定，但是购买票据齐全，能够有效证明收受财物当时真实价格，行受贿双方无异议的，不作价格认定。

经过价格认定的财物，一般以认定价格认定受贿数额，但是行贿人按照受贿人授意购买特定物品后给予受贿人的，应当以行贿人实际支付的购买金额认定受贿数额。

【条文解读与风险提示】

1.第十一条针对股票、股权预期收益类贿赂的数额认定作出特殊规定，突破了“收受时”认定的原则性标准，转为以“案发时”作为核心认定时点。暂且不考虑针对该条文合理性的争议（如案发时涉案股票、股权出现亏损，是否影响犯罪成立），仅从风险防控角度而言，该认定标准将导致行受贿数额的认定具有极强的波动性，若案涉股票、股权为优质资产，案发时实际获利可能远超收受时的价值，动辄达到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极易满足“数额特别巨大”的量刑升格条件，民营企业及相关人员需格外注意。

2.第十二条统一了珠宝、玉石、字画等特定财物的价格认定规则，针对性打击司法实践中“高价回收赝品”“低价出卖真品”等新型“雅贿”行为，体现了司法机关穿透形式、直击权钱交易本质的监管思路。若存在该类行受贿行为，民营企业需注意：一方面，若司法机关认为案涉特定财物真伪不明，会优先进行真伪鉴定，行受贿行为发生时为掩盖权钱交易而形成的“虚假鉴定结论”“高价拍卖凭证”均无法发挥“证明作用”；另一方面，其价值认定也将严格按照本条规定执行，即便行受贿双方对价格无异议，若缺乏齐全的购买票据，仍需进行价格认定，难以通过双方的“低价认定”规避刑事风险。

5.收紧单位犯罪认定：以利益归属为核心，严防财产混同风险

【重点条文】

第十五条 以单位名义收受财物，但以个人非法占有为目的或者收受的财物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第十六条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单位行贿罪定罪处罚：（一）单位集体决定，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二）单位实际控制人或者主管人员决定，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

个人财产和单位财产高度混同，单位通过行贿获得不正当利益实际归个人所有的，以行贿罪定罪处罚。

【条文解读与风险提示】

1.上述条文明确了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核心区分标准——利益归属，即便行为以单位名义实施、经过集体决策，但若最终收受的财物或通过行贿获得的不正当利益归个人所有，仍应认定为个人犯罪，而非单位犯罪。这一规定进一步明确，单位犯罪的认定更重视实质的利益流向，这也警示民营企业需规范内部决策流程和财务管理制度，明确财产流向、归属，避免出现“名义上为单位，实质上为个人”的违法犯罪行为。

2.第十六条关于“财产高度混同”的规定，对民营企业，尤其是家族式民营企业而言具有极强的警示意义。该条文虽以“财产高度混同”与“不正当利益归个人所有”为双重限定，但结合当前司法实务中“财产混同即否认单位独立意志”的认定倾向，《解释（二）》施行后，很可能出现“只要存在财产高度混同，即否认单位犯罪”的实务处理方式。因此，对于财务管理制度不规范、个人财产与单位财产界限模糊的民营企业家而言，若继续维持现有状态，即便行贿行为系基于单位意志、为了单位利益实施，也可能因财产混同被认定为个人行贿罪。而相较于单位行贿罪，行贿罪的入罪门槛更低、法定最高刑更重，同一数额被认定为个人与单位行贿罪的刑罚后果可能是天差地别。民营企业规范财产管理、明确个人与单位财产的界限等举措迫在眉睫。

6.从宽情节适用指引：把握特殊自首新规，善用积极退赃认定标准

【重点条文】

第二十一条 监察机关掌握的被调查人贪污贿赂行为尚未达到数额较大，被调查人主动、如实供述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绝大部分犯罪事实的，以自首论。

第二十二条 犯罪分子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积极退赃”：（一）全部退赃的；（二）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追缴赃款赃物，且大部分赃款赃物已被查封、扣押、冻结的；（三）共同犯罪的犯罪分子对实际分取的赃款赃物已经全部退缴，并自愿继续退缴赃款赃物的。应犯罪分子要求或者经犯罪分子同意，犯罪分子亲友自愿代其退赃，具有前款情形之一的，视为犯罪分子积极退赃。

【条文解读与风险提示】

1. 第二十一条明确了贪污贿赂犯罪中特殊自首的认定条件，民营企业及相关人员被调查时，需重点把握该条款的适用具体需满足三个核心条件：一是监察机关已掌握的被调查人贪污贿赂行为数额未达到“数额较大”标准（该法定标准可能为数额区间，而非固定数值，例如特殊情形下行贿“数额较大”为1万元至3万元的区间，而非固定1万元）；二是被调查人主动、如实供述；三是如实供述的犯罪事实占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全部犯罪事实的“绝大部分”。对于“绝大部分”的认定标准，目前尚无明确司法解释规定，其与《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中“主要犯罪事实”的区分亦无充分司法实践检验，但对比两者的表述差异，“绝大部分”的认定标准应高于“主要犯罪事实”。

结合最高检《刑事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明确的“行贿受贿同查同罚”司法态势，民营企业及相关人员无论是自身涉嫌行贿，还是因他人受贿被牵连调查，刑事风险均显著提升。而司法实务中，职务犯罪自首的认定难度本就高于普通犯罪，在《解释（二）》未出台前，若如实供述的犯罪事实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犯罪事实属同种罪名，则不存在认定为自首的可能（已掌握同种犯罪事实不成立的除外）。

2.第二十二条完善了“积极退赃”的认定规则，打破了“仅全部退赃才可认定为积极退赃”的传统认知，为民营企业及相关人员提供了更多从宽空间。根据该条文，即便未实现全部退赃，若存在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追缴赃款赃物且大部分赃款赃物已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共同犯罪中退缴全部个人分取赃款并自愿继续退缴，亦可以认定为积极退赃；同时，亲友代为退赃且符合上述情形的，视为犯罪分子本人积极退赃，这一规定对案发时因客观原因（如无经济能力、财产被查封冻结）无法全额退赃的民营企业及相关人员具有重要意义。需注意的是，对于亲属代为退赃的情形，条文明确规定“应犯罪分子要求或者经犯罪分子同意”的前提条件，为避免“亲属退赃行为是否符合犯罪分子意志”的争议，若确存在需亲属代为退赃的情况，应注意留痕工作。

上述两条条文充分体现了《解释（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既要严厉打击贪污贿赂犯罪，也要给予认罪悔罪、积极配合的当事人以从宽空间。因此，民营企业及相关人员一旦涉刑，应重视配合态度与悔罪表现，主动对接办案机关，依法行使自身权利，最大限度降低刑事处罚风险。

民营企业腐败严管态势下的合规管理建议

1.全面风险排查，评估防控重点

《解释（二）》正式实施后，民营企业相关腐败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发生重大调整，企业应聚焦《解释（二）》规制的重点罪名及高发领域，尽快全面梳理相关行为、评估刑事风险，建立风险台账并落实常态化管控，快速高效完成排查工作以应对潜在刑事风险。其中需重点关注，《解释（二）》明确了此前无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量刑标准，如职务侵占罪“数额特别巨大”的具体认定标准，此类新增认定标准不能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一旦成立，将承担极为严厉的刑事责任，是排查的重中之重。

2.完善内部制度，划定单位与个人意志边界

《解释（二）》明确将单位意志与利益归属作为界定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核心判定依据，这意味着区分二者意志的制度建设极具刑事风控价值。因此，企业需针对性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规范决策审批流程，清晰划定各岗位权限边界，摒弃口头授意、事后补批等不规范操作，依托书面留痕固化合法有效的单位决策。同时严格落实公私资金分离管理，收紧高风险业务审批权限，严控个人越权操作行为，并对违规越权人员严肃追责，通过制度化手段厘清权责边界，反向约束违规行为，防范因公私意志混同引发的刑事法律风险。

3.分层精准培训，强化全员合规意识

结合《民企腐败犯罪研究报告（2025）》揭示的民企腐败高发罪名特点、不同岗位身份可能涉及的腐败行为，企业应摒弃“一锅煮”的粗放培训模式，开展分层精准合规培训，确保各岗位人员明晰法律红线。例如，实际控制人应重点学习财产独立、资金规范等合规知识，明确自身行为边界，防范因认知偏差或操作不当引发的刑事风险；高管需重点把控“同标同罚”下的履职边界，防范自身收受贿赂、侵占企业财产的风险；财务、采购等关键岗位人员应重点规范资金往来、票据审核等行为，严防虚构事由、账外收支、收受回扣等违规行为。同时建立“新员工入职必训、老员工季度复训”机制，将培训考核与绩效、岗位聘任挂钩，强化培训实效。

4.规范财务管理体系，严防财产混同风险

结合《解释（二）》对个人及单位犯罪的认定标准，民营企业尤其是家族式企业，应重点规范财务管理，严防个人与企业财产混同。具体而言：其一，严格区分个人与企业财产。杜绝企业资金用于个人消费、偿还个人债务，杜绝股东、实际控制人随意挪用企业资金、通过虚构交易、虚开发票等方式转移企业财产；其二，规范资金往来流程。所有资金收支必须依法记入财务账簿，明确记载资金用途、交易对象、付款依据等关键信息，杜绝账外资金、“小金库”等违规情形，应收账款需按规定入账，杜绝通过不记账等方式逃避单位监管；其三，加强财务审核监督，明确财务审批权限。大额资金支出、重大交易事项需履行集体决策程序，财务人员需严格履行审核职责，对不符合规定的资金支出、票据凭证坚决不予办理；其四，定期开展财务审计。委托专业审计机构对企业财务状况进行审计，重点排查资金挪用、财产混同、财务造假等问题，及时发现并整改财务违规行为，确保财务管理制度落地执行，维护企业财产的独立性与安全性。

5.强化重点领域与关键岗位专项管理

民营企业应聚焦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建立专项管理制度，采取针对性防控措施，强化监督管控，降低腐败风险。在重点领域方面，针对生态环境、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教育、医疗等事关公共安全、民生保障的重点领域，民营企业更应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杜绝利用不正当手段谋取竞争优势，建立重点领域合规审查机制，对涉及重点领域的经营活动提前进行合规评估，防范行贿犯罪风险。在关键岗位方面，针对财务、采购、销售、人事、仓储等易发生腐败行为的关键岗位，建立岗位制衡机制，实行“不相容岗位分离”，如采购岗位与验收岗位分离、财务记账岗位与资金支付岗位分离，杜绝单人全程负责某一业务环节；建立关键岗位人员轮岗制度，定期对关键岗位人员进行轮岗，降低岗位腐败风险；建立关键岗位人员档案，对其从业经历、信用状况、履职情况进行全程记录，加强对关键岗位人员的日常监督，定期开展廉洁教育，签订廉洁从业承诺书，对违规违纪人员依法严肃处理。

6.完善内部监督、举报机制及风险应对机制

《民企腐败犯罪研究报告（2025）》显示，越来越多的民企腐败案件是通过企业内部审计、举报机制被发现，彰显了民营企业内部治理内生能力的提升，但当前民营企业在舞弊证据固定、刑事程序启动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亟需完善相关机制，实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具体而言，一是完善内部监督机制。设立专职内部审计或合规部门及专职人员，常态化开展审计与合规检查，重点排查内部腐败行为，形成“发现-核查-整改-复盘”的闭环管理。二是健全匿名举报机制。设立举报电话、邮箱及信箱等多渠道，明确受理、核查及反馈流程，严格保护举报人信息，杜绝打击报复，并建立举报奖励机制，调动员工监督积极性。三是建立风险应对预案。发现涉刑线索后，及时委托专业律师介入，开展风险评估、固定相关证据，对接办案机关，以降低企业负面影响。

于民营企业而言，《解释（二）》的出台，既是企业实现内部腐败治理的利刃，又是规范自身经营行为的警钟。唯有及时适配《解释（二）》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更新变化，建立合规体系、完善合规制度、培育合规文化，让合规理念融入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以合规促发展，方可行稳致远。

作者介绍

夏禹律师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夏禹律师业务领域为争议解决、企业及企业家风险提示与防控，有着丰富的职务犯罪、经济犯罪辩护经验及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合规经验，擅长为企业处理证券违法、公司治理、商业秘密保护、税务合规等诸多行刑交织、刑商交织复杂法律问题。夏律师具备宽广的视野，擅长在看似无解的局面中寻找突破口，以攻坚克难的精神和细致入微的论证，为客户寻求最佳解决方案。其专业、敬业、细致和严谨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客户的高度评价，并在业界获得了广泛赞誉。

马雨鑫律师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

马雨鑫律师专注刑事辩护与刑事控告，核心深耕内幕交易、职务犯罪、经济犯罪三大领域，具有扎实的专业功底、敏锐的案件拆解能力与丰富的全流程代理经验。善于将法律理论与实务操作深度融合，注重证据梳理、流程把控与法律定性精准度，尤其在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中，能够快速把握核心争议点，制定针对性解决方案，以细致、务实、高效的执业风格赢得客户高度认可，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